第四，中国的法律移植已经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诸如许多重要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和批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调整国内有关的法律以及接受国际的准则或标准 等，都有全球化的背景因素。

经由时间积累下来的所有数据都可能被记忆而获得其意义。虽然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等新产品的出现，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许多新问题，引发许多新思考，但仍然属于传统法律体系能够解决的问题。

而且就弱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而言，并不会在形态上出现机器人律师这种科幻式的场景，当事人能直观感受到的区别可谓微乎其微。参见张妮、杨遂全、蒲亦非：《国外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进展述评》，载《法律方法》第16卷第2辑。而在人工智能语境下，这种一般性的规则，本身已经遭遇了挑战。如果个人的数据被严格的加以保护，算法就失去了学习的基础。关心的是法律须规定人工智能可以被应用的形式，以及在特定情境下使用（某种）人工智能可能要承担的责任。

对于不同个人而言，即使他们知道法律规则是一般性的，也会发现对于自己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个体性的。同其他互联网领域的商业竞争类似，也会逐渐表现出赢家通吃的状况。建议在基层应尽量实行直接民主选举，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可以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结合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争论的问题不再是应否实行法治，而是如何实行法治。名目繁多的收费使一些地方企业不堪重负，拦路设卡强行索要"买路钱"，这种近乎强盗的行为，却往往有交通管理部门直接参与……孔子当年感叹"苛政猛于虎"，于今说"三乱"猛于虎，似不为过。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是，这一口号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许多百姓缺乏主人翁意识，养成了一切事务由领导替自己做主的习性。青岛市团市委和东拓实业公司在中山路大商场和饭店门口设立了文明伞取放点，200把文明伞刚挂上架，就被市民哄抢，后来挂出的600把，也几乎全都有去无回。

特别是地方专门监督机构，人事和财政等都受制于地方党、政领导，一些敢于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反腐勇士"，也常常是"出师未捷职先丢"，在调查案件的关键时期突然被"重用"到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了。政策导向法律的出现以及行政法的发展，特别是大量被变相赋予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行政机构的出现，破坏了早期的法律自治。

由于人们的组合是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自由与群合的紧张关系可得到消解。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即民主形式法治已经破产。现实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缺乏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权利受到了侵犯往往默默忍受。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问：您前面谈到可以将法治类型化，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具体分析法治的不同样态。

立即肥牛满棚，千家万户的散羊一夜之间集合成一个超级"养羊专业户"。第三，在形式法治下，司法者严格依法裁决，不予酌情变通。这样的类比也许有助于理解民主型法治的非人治状态。    问：现代，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宪法原则，国内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以及各级党政领导都大讲法治话语，试图把法治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文化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解构了传统的一元道德，加之道德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德治也失去了基础。换言之，在现代社会，法治成为主要治道，并非由于它是最佳治道，而是由于治道已经不再适宜。

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猛捞票子、房子，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据国家集体的财产为己有，结果是"富了方丈穷了庙"、"肥了官长瘦了民"，而且常常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儿子、"妃子"俱获利，远亲近友皆沾光。关于现代西方法治存有许多争论，一些人认为西方法治不断得到了发展和巩固，未来前景光明。

在游戏中，重要的是游戏而不是游戏者，因为没有一位游戏者可以操纵或改变规则。同时，这种效率会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结果导致无效率。(完) 进入 高鸿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现代化 依法治国 。涂尔干将人际团结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等。当特定社会将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治道，便可称其为法治社会。凡此种种表明，现代社会选择法治，是出于理性的考虑。

问：在民主国家，因为实行间接民主，许多公职是由行政机构首长直接任命，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您解释说，这些重要公职被任命时，要得到议会的同意，因而其权力间接来源于民众，如果我的理解不错，那么，在我国，行政和司法等重要公职的任命也要经过各级人大的批准，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公职的权力也是间接来源于民众呢? 答：在中国，许多行政和司法重要公职都需经人大批准，这表明重要公职及其权力间接来源于民选机构。在利用过程中，各种观念的制度必然会发生碰撞和磨擦，有价值的东西经过磨合会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中也不会是原样，往往会以不同于原样的形态存在和发展，即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必人为地"化"，它会自然地"化"，人为地"化"会走极端，往往事与愿违。

问：您上面谈到，选举是解决公共权力来源的重要途径，我基本同意您的看法。我所说的"公共权力"即公权力，是指与私权力相对的所有官方权力，即指直接涉及公共利益和与公共活动有关的官方权力，其包括的范围很广，下至公共机构门卫的权力，上至国家领导人的权力。

那种法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法治理论，与今天我们讨论的法治理论在意旨截然不同。关于公共权力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人民老爷的两项措施，一是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掌权者由群众普选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将他们罢免。

其中主要是以民主形式法治为主，民主实质法治为辅。因此，民主实质法治应运而生。因此，权力机构之间的有效制约是对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前提。他的法治观点显然以西方作为参照，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明显特征。

同时，追求实质正义往往会成本过高，代价过大，影响效率，有时即便不惜代价，亦难查获事实真相和求得实质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自然法这种超验的理念，就难以产生现代西方的法治思想。

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些问题。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中国目前法治理论的评论。

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往往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当然，在就法治的研究而言，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家不应丧失主体性，更不应意味模仿、贩卖西方的法治理论，并以为只有西方的法治理论才是"正宗"、"真经"，才能救治中国之病。

第三，正像民主有不同类型一样，法治也有不同类型，依照是否以民主为基础，可以分为民主型法治和非民主型法治，现代法治通常是民主型法治，古代法治既有非民主型法治，也有民主型法治。在现代社会，由于世俗化和科学的发展，神治失去了依据。二是在民主型法治下，法律具有至高权威，一切个人与机构都在法律之内和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型法治也并非为现代西方所独有，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时期，就已经存在。

四是弄虚作假，好大喜功。这种制度不利于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要求媒体报喜不报忧，只许"种花"，不许"挑刺"，因此，许多揭露权力腐败的媒体调查和揭发都胎死腹中，未能出版、发表。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实行法治。当然，我国已经有了选举制度，这些制度在解决公共权力来源问题上也发挥了某种作用。

通过选举中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可以使选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被选举人，使选民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真实选择，根据被选举人"施政纲领"中的许诺检验被选举人当选后的作为。不可否认，近年来在法治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推动了实践的发展。